吴晓波：瑞士钟表匠凭什么拒绝转型？

侏罗山脉汝拉山谷在瑞士西南部，比邻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人类学家在此地发现过恐龙化石，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为侏罗纪。

十七世纪初，苏黎世等城市的钟表匠避难至此，渐渐成为欧洲最著名的表匠聚集地，构成为一种“血统”。今年4 月，我受邀到巴塞尔(尼采在这里的大学当过教授)参加2014巴塞尔国际钟表展，之后专门到汝拉山谷去“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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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汝拉山谷的青年人有九成以上加入钟表学校学习技艺，钟表有四十多个工种分工，渐渐地形成为了一个制造生态。当今的世界级豪表中，爱彼、宝珀、宝玑以及江诗丹顿等都在此地设有工厂，超过一半的豪表机芯出产于此。

瑞士是一个山地小国，几无任何独有的矿产资源，却成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这自然有国民性格的因素在内。在欧洲诸族中，瑞士人以忠诚和专注闻名，这两个国民性格也强烈地渗透到商业领域，瑞士的银行业和钟表业独步天下，应该得益于此。

钟表业是前工业革命时期最为精密的手工业，无任何自然资源的瑞士人在这一幼掌大的天地里死磕打磨，硬是开出一片自己的江山。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瑞士高档钟表业的黄金时代，萧邦、伯爵、百达翡丽、爱彼、名士、劳力士、茨尼特等一批耀眼的品牌相继创业奠基，构成瑞士高档钟表生产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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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表的工艺精湛，更有一个颇可以拿到商学院课堂上去分享的故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瑞士表是如何抗击了日本表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同样以固执死磕、忠诚专注著称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手表，它以超级廉价和轻便的优势，对传统的机械表构成致命的打击。

短短六、七年里，瑞士钟表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其产量在全球的比例从45%降到15%。一度，有上千家手表工厂倒闭，超过10万名钟表工人失业，这对于只有700万人口的瑞士来说难以承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瑞士手表——特别是机械表的末日已降临。

然而，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难转型之后，瑞士手表居然奇迹般地走出了低谷，甚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繁荣时刻，在当今的世界级豪表名单上，几乎清一色是瑞士人的天下。简单归纳，瑞士人做到了三点。

其一，拒绝转型，专注升级，坚持制造手工机械表。

二十多年里，瑞士钟表工厂偏执于机械表的功能升级创新，开发出诸多极其复杂的工艺，譬如升级版的陀飞轮、卡罗素、万年历、月相、两地时，甚至还有中华年历表。

在珐琅工艺、深潜防水、金属表面处理等方面，瑞士人利用当代最先进的新材料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在机芯工厂Manufacture里，我们看到很多独有的模具，它们都是当地工匠自主研发而成的，每一个模具的价值约为3万到20万瑞士法郎，机芯工厂拥有超过10万架模具，这在无形中构成为一道长长的“技术护城河”，让其他国家的钟表工厂望尘莫及。

瑞士机械表的精密度愈来愈高，在宝珀公司，有一款名为“1735”的机械表，内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位顶级表匠全心投入，一年只能制造一只。

其二，强势资本并购，形成超大型钟表集团。

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表厂的破产，瑞士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同业并购。1983年，瑞士钟表工业公司(ASUAG)和瑞士钟表总公司(SSIH)率先合并、并于1998年易名为斯沃琪集团，旗下拥有欧米茄、雷达、浪琴、天梭、卡文克莱、雪铁纳、美度、哈米尔通、皮巴曼、斯沃琪等手表品牌，同时拥有自己的装配系统生产企业、钟表机芯生产企业，以及钮扣电池厂等多家配套生产企业，迄今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钟表工业集团。

到今天，瑞士形成了斯沃琪、劳力士、Vendome三大钟表集团，控制全球八成的豪表品牌和生产能力。

其三，实施全球化品牌战略，引领世界奢侈品消费浪潮。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和日本的强力压迫之下，欧洲制造业在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两方面几乎完败，以致于众多行业分崩瓦解。相反，一些传统行业，譬如服装、钟表、化妆品等则守正出奇，以文化为背靠，走出一条高附加值的品牌营销之路。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些老枝新发的品牌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特别是彻底地激活了中东和东亚市场。在钟表领域，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豪表品牌几乎都是这一轮全球化营销的结果，那些跟上了潮流的，焕然一新，那些固守于既往的，则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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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手表这一段绝地复活的历程，颇可以为当今中国制造业所借鉴。

行走于汝拉山谷，在寂静的机芯工厂参观考察，屋内是一个个坐在特制高桌前埋头打磨的工匠，窗外是几百年风景不变的瑞士高山草甸，而从这个偏僻村庄生产出来的手表在不久后将被陈列在世界各地最昂贵的橱柜里，穿戴在那些趾高气昂的时尚人士的手腕上，联想起这些，常常会让人有一种很奇特的穿越感。这种感觉，我在硅谷的那些简洁明亮的咖啡馆里有过，在日本京都的那些低矮洁净的器皿小店里有过。

所谓的商业之美，就本质而言，是人们对自然与物质的一种敬畏，并在这一敬畏之上，以自己的匠心为供奉，投注一生。

转载自浙商网